天辰登录|常沙娜的河北情缘

长篇纪实文学《沃野寻芳》节选

常沙娜的河北情缘

周喜俊著

从土豆花到“紫荆花”

常沙娜祖籍浙江杭州，父亲常书鸿是我国著名画家和敦煌学专家，为敦煌艺术研究奉献了毕生精力，被誉为“敦煌守护神”。

常沙娜少年时代随父亲在敦煌临摹过大量壁画，打下了坚实的绘画基础。1948年赴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美术学院学习，1950年回国，先后在清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1983年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直至1998年退休。她在青年时代就参与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设计和北京“十大建筑”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民族文化宫、首都剧场、中国大饭店等重点工程的建筑装饰设计。作为国内外知名的敦煌艺术和工艺美术设计研究专家，常沙娜还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务。

对于常沙娜显赫的成就和头衔，河北西小壁村的老百姓很陌生，只知道她生在法国，长在美国，是喝牛奶吃面包长大的，长的洋气，穿衣打扮很讲究，说话做事挺爽快。

面向社会，面向实际，面向生产，重视体验人民的生活，是中央工艺美院的办学宗旨。学院师生们动手能力很强，1970年5月中央工艺美院全体师生下放到河北获鹿县部队农场劳动的时候，三五成群住在老百姓家里，三年时间，和房东相处的像亲人一样。他们帮着房东做小地桌、小板凳，还能用废旧零件鼓捣出照相机。多年不用的旧枣木车轴，从石家庄铁路车辆厂拉回来的旧枕木，断裂的旧镐头把、铁锨柄，这些当柴禾烧的废物，到师生们手里都有用，随便设计出个东西，就成了精致的艺术品。他们还会自制手工车床，能钻能镟，做出各式各样的画架、画箱、雕塑刀、木刻刀、油画刀……他们吸收着大自然的精华，展开想象的翅膀，尽情发挥着自己的才能。天辰

男生们掀起做手工活热潮的时候，女生们也格外忙碌。最先带头做装饰的是常沙娜，她是染织系的班主任，点子多，手又巧，总是别出心裁。有学生给她做了个装颜料文具的小木箱，外边刷了层油亮的黑漆，她用金线在黑底上勾出漂亮的敦煌壁画图案做装饰，颜料箱马上显得典雅又高贵。女生们纷纷跟她学，把男生们做的木盒子用漂亮的图案扮靓，茶叶盒、化妆盒、香烟盒、油画箱，上面各种装饰画越描越精彩。这些装饰品摆在农家土屋，简陋的房间顿时有了艺术气息。

常沙娜在欣赏这些手工装饰艺术的同时，却意外地发现村里的女人们装饰能力比她们还要强。西小壁村的女人们爱美，手工活很有创意，小孩的围嘴、护巾、鞋帽，都会绣上各种漂亮的图案，小孩衣服破了打个补丁，也会绣上小猫、小狗、小兔子或花朵之类做装饰。她们的花样子鲜活丰富，有花、鸟、鱼、小动物类，有蝴蝶、蜜蜂、蝈蝈类，还有瓜果、葡萄、蔬菜类。农村女人文化不高，有的甚至不识字，这并不影响她们对美的追求。她们画画、剪纸，不像学院派要照着对象才能画出来，常年生活在农村的优势，让她们有着丰富的积累，闭着眼也能把各种图案画的生动形象，剪得活灵活现。大自然赋予的独特灵性，是在大学课堂学不到的，这些带着浓郁乡土气息的艺术品，简洁明快、生动活泼，那种清新质朴的美感，直抵人的心灵深处。这发现让师生们震惊了，从大娘大嫂们创造的民间艺术品中，他们看到了来自另一个大课堂的诱惑。天辰

老师们吩咐学生，搜集临摹村里人的画样子，从中吸收民间艺术的精华。学生们马上到供销社买来白报纸本子，找村里的剪纸能手、绣花能手借画样子临摹。农村女人热情真诚，淳朴善良，不管到谁家，都会毫不吝啬地把所有好东西拿出来给她们。这些来自京城的大学生们被感动了，过去她们很少有机会深入农村生活，更不了解民间艺术的魅力，总觉得在高等学府学到的是最高层次的艺术，没必要到基层向群众学习，甚至认为民间都是下里巴人的东西，没有艺术含量。通过临摹大娘大嫂们的画样子，她们才真正体会到，农村蕴藏着丰富的创作源泉，农民有着丰富的创造力和超常的想象力。民间艺术的精华，是在生活实践中自然形成的，是群众智慧的结晶，在大学课堂是学不到的。只有到生活中来，虚心向群众学习，才能提升自己的艺术品质。那一本本临摹的画样子，开启了学生们艺术思维的另一扇大门，为她们的艺术创作注入了生态发展的营养液。天辰

常沙娜是向民间艺术学习的高手。那个年代村里的女人们流行做割绒花鞋垫，在两块鞋垫面料画上图案，中间垫上几层厚布，用各种彩色粗棉线密密纳完，再用锋利的小刀把两个鞋面割开，一层层揭下中间的垫布，进行修剪后再挂上一层里，一双毛绒绒的花鞋垫就做好了。还有一种绣花鞋垫，在白色网眼布上直接做十字绣。这些鞋垫除实用性外，更重要的一条是观赏性。农村姑娘们结婚之前，都要亲手做出十几双甚至几十双图案不重样的花鞋垫，有自己的，也有给未来丈夫的，结婚当天带到婆家去。这是新媳妇进门的第一张名片，也是向婆家人展示自己手艺的方式，所以，从图案到做工都力求精益求精。

常沙娜自幼跟父亲在敦煌临摹了大量壁画，“童子功”很扎实，又在美国艺术博物馆美术学院进修过，眼界很开阔。她在虚心向村里女人们学习的同时，结合自己的想法，画出一批适合做鞋垫的新图案，这些图案既有民间艺术的纯朴，又有现代艺术的新颖，还带有敦煌装饰图案风格，她用这些图案作出一幅幅精美的刺绣和割绒鞋垫。村里女人们审美能力并不低，看一眼就明白她的图案胜出一筹，于是纷纷上门来找她借鞋垫画样子。常沙娜不厌其烦地复制给她们，形成了艺术家和农家妇女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热烈氛围。天辰

常沙娜不仅虚心向农村姐妹们学习，更注重在生活中汲取营养。她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只要在田野走一趟，就能发现好多可入画的东西。

农村有一种野草叫水葫芦，平时长在水塘里，圆形的叶子葱绿色，肥硕鲜嫩，茎部鼓出一个包，开淡紫色的花朵，花冠比较大，因花瓣的纹理像“凤眼”，也叫“凤眼莲”。在老百姓眼里，这就是一种喂猪的野草，人们从水塘里捞回来，切碎了搬上糠给猪做饲料。

常沙娜发现水葫芦很美，只是在水塘里不好画，就移回来放到房东家的洗衣盆里，带领学生们从不同角度写生，这样可随时调整光线，给学生们充分实践的机会。

西小壁村的乡亲们说，常沙娜是个特别勤快的人，每个季节都到田间找可画的花，豌豆花、花生花、土豆花，扁豆画，还有不知名的野花野草和瓜、果、豆类农作物的花，都是她写生的对象。她常和学生们说：“我吃了半辈子的花生、土豆，却不知道花生花和土豆花是什么样子，要不是来农村劳动锻炼，这辈子都不会知道这些花的姿色，更不知道她们在贫瘠的土地上绽放的如此美丽”。学生们见老师这么勤奋，也跟着学，村里的花花草草都成了她们笔下的艺术作品。天辰

常沙娜对学生要求很严格，从来不让她们闲着。那年刚开春，她就吆喝几个女学生去村外的土坡上找花画。

房东大嫂说：“这么冷的天，小草都没发芽呢，哪儿来的花呀？”

常沙娜风趣地说：“小花小草是有灵性的，听见我们的脚步声，说不定赶紧从土里探出头了。”

早春的风很凉，常沙娜带领学生们在滹沱河畔走来走去，却看不到任何可入画的花草。学生们失望了，双手捂着发僵的脸说：“房东大嫂的提醒是有道理的，这季节连草芽儿都没发呢，更不会有花了。”

常沙娜不服输，蹲在地上仔细寻找，终于在向阳坡上发现了一朵朵小小的紫罗兰，她惊喜地招呼学生们快过来画。那花实在太小了，大的像黄豆粒，小的如绿豆，学生们为难了，觉得这么小的花根本没法画。

常沙娜启发学生们：“这些花虽然小，却是最早冲破寒土，迎接初春的花卉，有着不惧风寒的顽强生命力，她们质朴、清新，色彩感很强，值得我们好好画。”

她带领学生们趴在地上，把一朵朵不起眼的小花朵认真描绘下来，进行整理上色，成了很有纪念意义的花卉精品。天辰

我从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常沙娜《花卉集》自序中，看到这样一段关于“河北农村之花”的描绘：

这些花卉是70年代初，在下放河北农村劳动时所画，在那个生活枯燥，感受迟钝的年代，我竟在野地里、菜园里惊喜地发现了一些不起眼，不知名，兀自绽放的极可爱的小花。还有我们常吃的土豆、扁豆、花生……却从未见过她们的花和叶。她们为人类孕育着果实，做出了这样大的贡献，人们却从不认识她们的姿色。这些花儿默默无闻地开得这样纯真好看，花、叶的形态和色彩配置的如此得体，富有天然完美的装饰性。所有这些激起了我动笔的念头，拿起了已生疏的笔和颜色，画得很认真且很拘谨，但也是首次用心灵去体察那些被遗忘了的、花儿的自然美。从此，我开始不间断的去注视、寻觅四周存在着的各类花卉植物，从中去领悟自然美的造型和色调，享用着大自然赋予的，取之不尽的丰富素材，抒发着心灵的感悟。

这本花卉集的开篇就是“河北农村之花”，她把这些作品放在如此显赫的位置，足以表明对这批画作的珍视。

我在西小壁村采访时，有人对我说，香港特区会展中心广场的雕塑《永远盛开的紫荆花》有咱这儿土豆花的元素，不信你比照一下就能看出来。天辰

这种民间说法是否有可信性，我没有考证，但“紫荆花”确实是常沙娜的创意。这个国家重要项目也是由她负责主持的，完工后，又是她代表“香港回归庆祝活动筹备办公室活动联络组礼品组”，在中央人民政府赠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礼品安装工程验收证明书上庄重地签了自己的名字。

我不能确定《永远盛开的紫荆花》是否吸纳了“河北农村之花”的精华，可这些带有燕赵大地泥土芳香的花卉，确实是常沙娜一生花卉创作中挚爱的精品。

四张旧画寄深情

常沙娜给西小壁村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她画的鞋垫花样在村里已找不到了。乡亲们说，她画的鞋垫花可好看了，好多姑娘媳妇都找她借过花样子，可惜农村人没文化，不知道收藏起来。

也许为了弥补这个缺憾，有人对我说，常沙娜的鞋垫花没能留下，她学生沈龙涛画的四扇屏，在谢文书家屋里都挂四十多年了。

带着几分好奇，我走进了谢文书的家。西小壁的房屋结构和李村没有多大区别，坐北朝南三间正房，一明两暗，进门是客厅，房东一家住东边，常沙娜她们住西边。

谢文书是常沙娜房东的儿子，生于1958年，中央工艺美院师生住进村里那年，他还是个12岁的少年，对当年的事情却记忆犹新，说起常沙娜很动感情。我想，只有经常回忆那段历史的人，才会有这么深刻的印象。天辰

谢文书家早在村外盖了宽畅的新房，老房子依然保留着原貌，只是刚做了粉刷。我在屋里的墙壁上没有看到沈龙涛的画，问及此事，谢文书说：“前些日子刷墙，摘下来了。”说着从东屋里拿出一个用塑料布包裹着的长纸卷，慢慢打开，小心翼翼地把每一张画铺在院子里。

借着午后的阳光，我仔细辨认，才看出这四扇屏上分别画着迎春花、兰花、芙蓉、荷花。四十多年岁月的侵蚀，画破旧的几乎辨不出原来的色彩，裱画的纸已成了土褐色，稍微一动几乎要掉渣儿。画的落款处没有印章，只有拇指肚般大小的一个淡粉色圆圈，像无意间飞上去的一片桃花瓣。我以为这是一枚褪色的红手印，谢文书说是用红油彩画的图章，那会儿师生们都没有名章，只能画个图章。

“沈龙涛是常沙娜的学生吗？”我急于核对这件事。

“是，常沙娜是班主任老师，学生们画了画都拿来让她给看看，她要求可高哩，给学生提意见从不客气。沈龙涛来的最多，要是赶上常沙娜画画，他就站在旁边看，还常在一起交流，老师和学生就像朋友一样，一点隔阂也没有。 ”

谢文书讲的这个细节，我在沈龙涛的回忆文章中得到了印证，那篇《在太行山下滹沱河畔的那段日子》里有这样一段文字：天辰

在这种特殊的环境和氛围中，老师和学生间那种特定的关系变得简单起来，变成了真正的朋友，相互交流也变得直接而方便。看常沙娜老师白描写生苹果花，看温连昌老师野花图案形态变化，看吴冠中老师油画井台写生……这种教学没有课堂里的那种严肃和纪律，没有教学大纲的那种机械和刻板，有的只是一种和谐，一种各取所需的求知和张扬，一种心领神会的艺术熏陶，偶尔也会出现插科打诨式的幽默。融于自然的教与学，先生教的是自己的心得，学生学的是自己的所好，师生两相宜。这也许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一个值得教育理论家们认真深入研讨的课题。

时间真是一个奇怪的东西，有时候你会觉得度日如年，有时候却像白驹过隙。一晃三年，除了其中一点时间“面朝黄土北朝天”的劳作外，我们在这里学到了比五年教学大纲更多的东西，最值得安慰的是在这样一种特殊、和谐的教学氛围中建立起的一种特殊的感情和友谊，一种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师生情缘。

也许，正是这种特殊的师生情缘，常沙娜认为沈龙涛画的四扇屏不错，才装裱了挂在房东家屋里墙上给学生们做示范。在没有画展，没有评奖，没有市场的特殊时期，这种展示，或许是老师对学生绘画水平的最好褒扬。

师生俩可能都没想到，他们留下的这四扇屏，竟成了房东家最珍贵的纪念，一挂就是40多年，画愈旧，情愈浓，记忆愈深刻。在百姓心中，画的价值不是用金钱衡量的，而是那份难以割舍的情谊。天辰

我问谢文书：“常沙娜和谁住在你家？”

他说：“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宜，王宴俊、蓝素明、丁立芳、张薇媛。”

我有些怀疑：“这炕上能睡下六个人？”

谢文书掀起西墙的门帘，指着只能放下一张行军床的储藏间说：“周秉宜住在里边，她不爱跟人说话，一个人住还方便。”

我顺便问一句：“常沙娜爱说话不？”

谢文书说：“常沙娜性格可开朗哩，平时和学生们在一起从来不摆老师的架子。跟我家人也挺随和，她管我父母叫大哥大嫂，让我喊她姑姑，像亲人一样，没事就到我们屋里聊天儿。”

“她跟你们聊什么呀？”

“啥都聊，跟我父母说他们家的事，说得最多的是他父母，跟我讲她小时候的事。她的经历很复杂，从小吃过不少苦，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啥事都能扛得住。文革中挨批判，有人说她是资产阶级臭小姐，她一点也不在乎，还自我调侃说，我生在法国，长在美国，是吃着牛奶面包长大的，我不是资产阶级小姐还能谁是啊？”

我问：“常沙娜她像个娇小姐不？”

谢文书连连摇头说：“不像，不像，可不像，她长得洋气，一点也不娇气，干活也不惜力气，有的女学生个头很高，挑两半桶水都压得呲牙咧嘴，她总是挑满满两大桶水，腰板挺得很直，一路小跑，带劲儿的很。在地里割稻子回来，别人累得躺下就不愿动弹了，她放下镰刀就去挑水，打扫院子，洗衣服。她爱干净，衣服每天都要换，不管多忙多累，干活回来先把换下来的脏衣服洗净，有时洗衣盆里泡着我们的脏衣服，她也一块儿给洗出来。”天辰

“她还帮你们洗衣服？”

“啥活都帮着干，我父母下地干活回来晚了，她还帮着把饭给做好。那年月家里穷，缺油少盐的，她能把白菜萝卜土豆这些家常菜变出好多花样，又好看又好吃。我娘常说，有文化的人啥都能干好，你姑姑学问高，会画画，会绣花，做饭也是一把好手。她那时还没有孩子，对我可亲哩，上哪儿总愿意带着我，别人问她，这小孩是谁家的？她爽快地说，我家的。她丈夫在河南农村下乡，部队允许探亲后，她每次去河南探亲，总要给我买些点心水果糖。她丈夫来看她，带来好吃的，她舍不得吃，也给我留着。还给我买了新华字典，教育我要好好学文化。冬天村里冷，她托人从北京给我买了棉帽子，又暖和又好看。在我心里，她就是我的亲姑姑。那时候家里困难，她帮我们做了不少事。现在我家有大卡车，常年跑运输，日子过得也不赖，还盖上了新房子，真想让沙娜姑姑回来住几天。沈龙涛画得那四扇屏在我家屋里挂了四十多年，有人说，画都旧成那样了还挂着干啥？扔了买套新的吧。我舍不得，进屋看见墙上的画，就能想起他们，那是个念想。”天辰

我想再叫一声“姑姑”

谢文书领我去了他家村东头的新房，这房子比老房子要宽敞的多。他爱人是个热情朴实的女人，抱着孩子边煮红薯边给我讲常沙娜的故事。她说，有的人爱干净，光干净自个，别人的事不操心。常沙娜是个爱管事的人，她爱干净，也带动身边的人养成爱干净的习惯。

那会儿学生连吃饭是按班分组，有集体食堂，到开饭时间，值日生挑着饭桶去食堂把饭、菜、汤挑回来，一个班的人集中到一家吃饭。谢文书家是常沙娜这个班集体吃饭的地点。大伙吃完饭碗筷没地儿放，还得拿到自己住的房东家，很不方便，常沙娜就琢磨着做个碗架。她找用旧报纸把砖一块块包起来摞成两个立桩，找来几块木板擦干净，用报纸包起来搭在砖上，分为两层，底下一层高些，放打饭的桶，中间放碗筷，上边还能当饭桌。吃完饭把碗筷摆放好，报纸一盖，整齐又卫生，还很方便。村里的女人们来串门，看到这个自制的碗架，都觉得很开眼，说文化人就是文明，干啥事都这么讲究。有的女人也跟着学，自己动手做碗橱，把家里收拾的干净利索。男人们说，真是跟着好人学好人，跟着巫婆跳假神，跟着有文化的人学，邋遢女人也变得文明了。天辰

谢文书爱人讲得生动形象，像亲历者一样，倒让我有些犯晕，误以为她当时就是这个家庭的女主人，刚想问别的问题，转念一想，不对啊，她那会儿不过十来岁，还没和谢文书成亲呢。

她大概看出了我的疑问，忙解释：“这都是听我婆婆说的，我婆婆对常沙娜是发自内心的崇拜。我过门后，婆婆整天给我讲她的事，说人家那才是能文能武，拿起笔来能画画，拿起针线能绣花，干力气活比男人一点也不孬，往石家庄造纸厂送稻草，驾辕拉大车步行30多里地从不发憷。帮我家孵小鸡，成活率比养鸡场还高。”

“她还帮你家孵过小鸡？”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孵过两窝呢，她也是看我家日子太苦，想帮着改善改善。”谢文书说起这事很动感情。

中央工艺美院师生们所在的部队农场有养鸡场、养鸭场、养猪场，还种着各种新鲜蔬菜。他们是自产自吃，伙食搞得很好。按老百姓的话说，整天吃的是白花花的大卷子，还有鸡鸭鱼肉。可村里人常年吃的是稀粥咸菜高粱面菜团子，吃顿不掺菜的玉米面窝头就算奢侈了。同在一个屋檐下，饭食有这么大的差别，常沙娜心里很不安。有时打饭回来，先给谢文书拿个白面馒头或肉馅包子解解馋。这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天辰

一个星期天，常沙娜领着谢文书到河滩的部队农场去玩。农场养的鸡有几百只，好多个品种。有一种白洛克鸡，个头很大，公鸡有四、五斤重，母鸡也有三、四斤重，毛是乳白色的，火红的鸡冠，喙、脚、皮肤是黄色的，在鸡群中特别显眼。据说这个鸡的品种最早是从美国引进来的，长得快，肉鲜嫩，鸡蛋个大，产蛋率也比较高，村里人传说，100个白洛克鸡蛋能换一辆汽车。这话虽有些夸张，也说明这种鸡蛋是昂贵的。

谢文书看到白洛克鸡走不动了，蹲在养鸡场栅栏边琢磨，自己家要是能养几只白洛克就好了，鸡生蛋，蛋孵鸡，鸡再生蛋，蛋再孵鸡，变来变去，不就能变出很多钱了吗？就是换不上汽车，换一辆自行车也行啊，那样父亲去石家庄去县城再不用推着独轮车步行了。

常沙娜看谢文书瞅着鸡场发呆，拍着他的小脑袋问：“想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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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文书说：“想养鸡。”

常沙娜笑了：“咱回去跟你爹娘说说，买鸡蛋孵窝小鸡怎么样？”

谢文书没吭声，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鸡蛋那么贵，哪儿能买的起呢？没想到，过了几天，常沙娜真的提回半篮子鸡蛋，是她自己花钱买的，说要帮他们家孵小鸡，这可把谢文书高兴坏了。

常沙娜找来一只笸篮，铺上细软的茅草，把鸡蛋一个个平铺着放进去，盖上棉絮放在热炕头上。谢文书只见过老母鸡孵蛋，没见过人工孵蛋，有几分担心地问：“姑姑，这样能孵出小鸡啊？”天辰

常沙娜说：“只要掌握好温度，保证没问题。”

谢文书不放心，怕把这么贵的鸡蛋捂坏了。常沙娜看他直眉瞪眼的担忧样子，拍拍他的脸蛋笑着说：“你就别瞎操心了，姑姑少年时代就会孵小鸡了。”她还给谢文书讲了在敦煌孵小鸡的故事：

常沙娜12岁跟随父亲从重庆迁移到甘肃敦煌，那时敦煌四周还是茫茫戈壁，只有野鸭，没有家养的鸭、鹅、鸡。为了生活的需要，常沙娜的父亲从重庆买了小鸭、小鹅、小鸡带到敦煌，让她负责喂养。小鹅因适应不了那里的气候死了，小鸭、小鸡活了下来，很快到了产蛋期。母鸡生了蛋会孵小鸡，鸭子生了蛋，不会孵小鸭。常沙娜琢磨着让母鸡来孵小鸭，竟然成功了，鸡妈妈孵出一窝毛绒绒的小鸭子。四月初八是敦煌的浴佛节，远近的老乡都来赶庙会，还有不少人是从西藏一路磕长头来这里朝圣的，敦煌的千佛洞人山人海，比任何时候都要热闹。有的人跑到常沙娜家里找水喝，看到老母鸡领着一群小鸭子满院子找食吃，惊奇地叫喊起来，咦，快来看啊，这些鸡娃子怎么都是扁扁嘴的？常沙娜忍不住偷着乐，她为自己的创新很自豪。鸡和鸭在她手下得到迅速繁殖，她也从中摸索出了人工孵蛋的温度和技巧，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大哥哥大姐姐们都夸她能干。每天带着弟弟捡鸡蛋、拾鸭蛋是她最开心的事，这会让她忘记一切辛苦和烦恼，家里的生活也越来越好。天辰

谢文书觉得常沙娜太了不起了，那么小就能挑起家里的重担，自己什么时候才能为父母分忧呢？他决心好好学习，把小鸡孵成功。常沙娜教他怎么观察鸡蛋，怎么查看温度计，使笸篮里始终保持着和母鸡体温差不多的恒温。经过21天的精心孵化，小鸡全部啄破蛋壳钻了出来。看着绒球一样的鸡娃唧唧叫着满地乱跑，谢文书高兴极了，常沙娜也很开心，她说自从离开敦煌，快30年没展示孵小鸡的手艺了，没想到这技术还没丢。

成功的喜悦，让常沙娜热情更高，这窝小鸡长出翅膀后，她又买来鸡蛋，接着孵第二窝。她教谢文书怎么科学喂养，小鸡才不会生病，按她的方法，小鸡长得很快。两窝鸡开始产蛋了，虽没给谢文书家换来汽车，却让他家的生活有了切实改善。

1972年，常沙娜突然接到提前回北京的调令，匆忙向房东告别。谢文书父亲用独轮车帮常沙娜推着行李，父子俩送她到百尺杆汽车站乘车。谢文书舍不得让她走，又说不出口，到了车站，躲在很远的地方抹眼泪。常沙娜越叫他，他越不敢抬头，怕控制不住情绪哭起来收不住。天辰

常沙娜上车后，谢文书再也忍不住了，坐在地上嚎啕大哭，父亲怎么也劝不住，只好把他抱到车上，推着他往回走。他爬在车上哭了一路，回到家还抽抽咽咽缓不过劲儿来。母亲烙了他最爱吃的葱花鸡蛋饼，他不吃，躲在屋里继续哭。

母亲说：“你姑姑是天上飞的金凤凰，不能在咱这儿憋屈一辈子。”

父亲劝：“你姑姑是有大学问的人，要干大事，人家本来就是北京人，迟早是要回自己家的。”

这道理谢文书都懂，可沙娜姑姑一走，他像丢了魂儿似的，心里空荡荡难受。

谢文书在家哭闹不吃饭的时候，常沙娜已按调令要求，到北京故宫武英殿报到，和她一起去报到的还有中央美术学院的周令钊，也是从河北获鹿农村调回去的。急召他们回京，是参加文革后首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义出国的“出土文物展览”的筹备工作。那时文化部、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正组织一些专业人员在故宫武英殿为展览临摹、复制所需的壁画、织物、漆器等相关文物，负责领导这项工作的是当时在历史博物馆的国画家陈大章。常沙娜和周令钊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去西安户县草唐寺，临摹存放在那里的乾陵永泰公主墓的原壁画。

几乎十多年没有真正绘画了，有机会到西安临摹古代壁画真迹，对常沙娜这个从小临摹敦煌壁画的人来说，如禾苗遇甘霖，真是喜从天降。天辰

户县草堂寺是著名印度僧人鸠摩罗什圆寂的地方，非常幽静，因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在这无人踏足的寺院，仿佛与世隔绝一般，人心也格外清净。常沙娜全身心投入到了工作之中，她和周令钊相互配合，经过二十多天的认真临摹，顺利完成了任务。

回到北京稍有闲暇，常沙娜又想到了谢文书，离开小壁村快一个月了，也不知这孩子想她没有？两年多的时间，他整天像个小尾巴一样黏在身边，突然离开，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常沙娜给房东大哥大嫂写信，除问家里近日的情况外，重点给文书写了这样一段话：“文书，姑姑走时，你为什么要躲那么远？你知道姑姑多想再抱抱你吗？你这个傻孩子，怎么叫你都不到跟前呢？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多读书，有不认识的字查字典。姑姑会永远想念你的，有机会到北京来玩。”这封信，又惹得文书哭了好几天。

采访结束，谢文书送我出门时问了一句：“你还去采访常沙娜吗？”

我说：“准备去，只是听说她很忙，不知道能不能联系上。”

谢文书说：“她是个闲不住的人，都八十四岁了，也不知道最近身体怎么样？”

看他言犹未尽的样子，我问了一句：“你有什么话要带给她吗？”

谢文书想了想说，仰起脖抑制着眼中的泪花说：“也没啥，你要是能见到她，就说文书想再叫她一声姑姑。”天辰

我心头一热，泪水险些涌出眼眶。

她是“敦煌保护神”的女儿

尽管知道常沙娜时间宝贵，我还是希望能采访到她。老百姓讲了那么多她的故事，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谢文书对她亲姑姑般的真情，我也想当面转达。我更想亲眼见见这个“敦煌保护神”的女儿，听她讲讲自己的曲折经历。

2015年1月19日，是农历十一月的最后一天，北京的天气格外寒冷，路上塞车现象严重。按照预约时间，下午两点半，我们准时上楼，常沙娜已站在门口等候。她穿一件大红底黑白格子毛衣，配黑色长裤，身板依然很挺拔，头发虽已花白，两眼却炯炯有神，说话声音脆亮，走路像年轻人一样轻盈。

这是八十年代的老房子，与现在的住房相比有些窄狭，与她显赫的名声地位相比，也有些简陋。但从屋里整洁有序的布置，可看出主人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取向。客厅兼书房的正面墙上，挂着她父亲常书鸿的生活照，这就是村里人说的“研究佛像”的大专家，他慈祥和善的面容，给人的感觉特别亲切。

常沙娜拿出一本《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说：“这是我父亲写的回忆录，有人正改编电视剧，我刚看了几集，感觉还可以。”说着拿过一沓子剧本打印稿给我看，话题自然从她父亲开始。天辰

常沙娜的父母是表兄妹，可谓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亲情加爱情，才郎配靓女，是一对人人羡慕的恩爱夫妻。1927年，新婚不久的常书鸿从家乡杭州只身到法国，考入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第二年，妻子陈秀芝到里昂陪伴丈夫，小两口恩恩爱爱，相依相伴，1931年，女儿在里昂降生。为纪念这段纯真的爱情，也为了让女儿记住自己的出生地，常书鸿以当地一条有名的“沙娜”河为她取名。

在常沙娜童年的记忆中，法国的家是个快乐大本营，经常有叔叔伯伯来家里玩。那时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一般都是单身，唯独他爸爸有个温馨的家，有活泼可爱的女儿，有能做一手色香味美中国菜的漂亮妻子。节假日，远离家乡的单身留学生们都喜欢到这里小聚，畅谈艺术，互通信息，享受一下幸福的家庭氛围。天使般的沙娜不仅是父母的开心果，也是爸爸朋友们的小宝贝，大家都喜欢这个在法国出生的中国娃，变着花样逗她玩。她在众人宠爱中过着无忧无虑的童年。

常沙娜出生的1931年，沈阳已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了东北辽宁、吉林部分主要城市。继而占领了东北全境，成立了所谓“满洲国”，并继续向华北地区蚕食，为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做好了准备。但在法国，看不到日寇铁蹄对中国土地的肆意践踏，听不到祖国人民流离失所的悲怆哭喊声。在充满浓郁艺术气息的巴黎，她父母尽情享受着爱情与理想的甜蜜和浪漫，一家三口过着幸福安宁的日子。天辰

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常书鸿再也无法继续过这种平静的生活。

那日，他独自在塞纳河边散步，无意中在旧书摊发现了伯希和拍摄的中国甘肃敦煌石窟图录，一下就把他吸引住了。不久他又在吉美博物馆看到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掠去的大量敦煌唐代绢画，吉美博物馆1927年归属法国博物馆总部，藏有自18世纪以来中国艺术品两万余件，大部分是探险家在中亚和中国考察探险时获得的艺术精品。其中，伯希和沿丝绸之路考古带回的中国文物是这里的重点展品，这让常书鸿感到震惊。

伯希和是法国蒙古学泰斗和探险家，通晓包括中文在内的13国语言，对中国历史文化和佛教艺术颇有研究。1908年2月，伯希和为查阅敦煌出土的法华经古抄本，与探险队到达敦煌，他用流畅的中文与保护莫高窟的王道人对话，顺利进入藏经洞。经过21天的调查，了解了藏经洞的所有文件，并选出约二千余卷绝品，伯希和与王道人谈判，要收买这些文件。计划重建莫高窟的王道人正缺少资金，同意以500两银子的价钱，把这些文物卖给了伯希和。

伯希和把从敦煌莫高窟劫走的六千余种文书全部运到了巴黎，同时查看了所有洞窟，对每个洞窟作了描述，特别是详细记录了洞窟中的壁画题记。同年他在《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发表了《敦煌藏经洞访问记》。天辰

由于伯希和在敦煌的详细考查，他所拍摄的莫高窟照片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伯希和在发表的文章中，曾评价莫高窟的千佛洞“是中亚及东亚古文化整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敦煌处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汇合的前沿阵地，因此它使得亚洲古代诸文明与远东贯通， 正是通过这块绿洲，昔日最伟大的旅行家横穿东西……”

常书鸿在法国的偶然发现，内心受到强烈震撼。他开始深刻反省，自己作为炎黄子孙，只盲目倾倒于西洋艺术，却不知道中国有如此悠久的历史文化，有如此丰富精美的佛教艺术宝库，对中国古代艺术灿烂辉煌的历史竟然如此漠视，这不是数典忘祖吗？他再也无法平静地学习西洋艺术，下决心离开巴黎，回国寻访敦煌石窟，到富藏一千多年中国佛教艺术珍宝的神秘之地去探索。

真是天随人愿，就在常书鸿准备回国时，恰巧接到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电报，聘请他为北平艺专教授，要他火速回国任职。

当时国内要发展自己的艺术教育，计划把在国外留学的一些人才陆续请回来。在祖国灾难重重的危机时刻，留学生们都有强烈的爱国意识。身为中国人，出国留学就是为了学到知识，学成归来，报效祖国。祖国在召唤，怎么不回去？天辰

常书鸿马上收拾行装，做回国任职的准备，他把妻子和女儿留在巴黎，想回国先安好家，再让她们母女回去。

1936年秋天，常书鸿回到了祖国，北平国立艺专聘他为教授和西画系主任，学校给他安排了一个宽敞的四合院。他马上给妻子写信，让她母女做回国准备。

常沙娜母亲是个非常爱美的人，自从接到丈夫来信，得知北平的新家是个很好的四合院，便开始筹划怎么布置。她几乎每天都去逛商场，买了各种好看的床单、被罩、窗帘。看着屋里越来越多的箱子，常沙娜很好奇，问为什么要买这么多东西。妈妈告诉她，我们要回国了，那里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家，有好多屋子，我要把每个房间用的东西都买好，回去把咱们的新家布置的漂漂亮亮。沙娜对新家没有任何概念，见妈妈这么开心，心想那一定是个很好玩的地方。

经过几个月的精心准备，1937年夏天，六岁的常沙娜跟着母亲坐上了回国的轮船，随她们母女一起上船的还有一堆大大小小的箱子，那里除母亲新置办的家居用品外，还有爸爸在巴黎画的画，妈妈制作的小型雕塑作品。很快要见到爸爸了，她高兴的在船上跑来跑去，和同船的小朋友快乐地玩耍。天辰

船在海上航行期间，中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日本军国主义者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了。北平沦陷，日寇长驱直入，肆无忌惮地在中国土地上制造惨绝人寰的血腥屠杀……

人们是在新加坡得知这一消息的，船上的气氛马上紧张起来，人们除了谈论战争，似乎没有别的话题。在法国出生的常沙娜没有经历过战争，不知道国破家亡的滋味，见妈妈满脸焦虑，坐立不安，一会儿站到船头，一会儿返回船舱，偶尔和几个中国人交谈几句，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直到有一天，妈妈告诉她：“日本人在侵略中国，占领了我们的家园，北平去不成了，你爸爸在上海等我们。”

轮船在海上航行了一个月，终于抵达上海。北平沦陷后，常书鸿是坐火车逃到南京，又转到上海来的，在码头接到妻女，看见那一堆大大小小的箱子，叹口气对妻子说：“你带回这么多东西，我们现在要逃难了。”

沙娜不知道“逃难”意味着什么，一点也不害怕。后来日军攻占上海，攻陷南京，猖狂南进，逼迫他父亲所在的北平艺专不断转移，他们全家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直到1940年，北平艺专迁到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临时所在地重庆，才算过了两年多相对安宁的日子，她的弟弟也在这里出生了。

虽然时局动荡，常书鸿始终没有忘记心中的艺术圣殿——敦煌。1942年，重庆国民政府指令教育部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被推荐担任筹备委员会副主任。1943年过完春节，他带着亲自组织的第一批研究所工作人员动身去了敦煌。经过半年多的准备，在敦煌千佛洞的皇庆寺安排好了住处，秋天时回到重庆凤凰山的家，动员妻子带着儿女跟他一起到敦煌安家，从此开始了意想不到的艰难生活。天辰

这一年，常沙娜十二岁。

莫高窟一千多年中国佛教艺术的精华，无与伦比的古代艺术宝库，成为常沙娜少年时代艺术生命的摇篮。父亲常书鸿为了敦煌艺术，经历过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和坎坷。母亲因不堪忍受敦煌的艰苦生活，1945年弃家而去，登报声明与丈夫离婚。

家庭的突然变故，让常沙娜一下成熟起来，为照顾幼小的弟弟，她只得退学回家，用柔弱的双肩支撑起没有母亲的家。她学着妈妈在时的样子，把家里收拾的干干净净，让爸爸回家后有个相对舒适的栖息之地。

父亲怕她荒废学业，为她量身定制了一套学习课程，除做家务外，每天还要坚持练字，朗读法语，在爸爸为他指定的老师辅导下学习西方美术史，中国美术史。还要跟着国立艺专毕业的大哥哥大姐姐们蹬“蜈蚣梯”爬进蜂房般的洞窟，借着从洞口射进的阳光临摹壁画。父亲要求她从客观临摹入手，将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各代表窟的重点壁画全面临摹一遍，从中准确把握历代壁画的时代风格，理解其内容与形式、民族传统与西域影响的关系。她如醉如痴地沉浸其中，在神圣的艺术殿堂里完成了少年时代没有学历的学业。天辰

1948年，十七岁的常沙娜离开相依为命的父亲和弟弟，走出敦煌，到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院美术学院进修，在那里学习绘画及外国古代文化艺术，受到了正规的西方体系艺术教育，期间，还在博物馆看到了许多世界文化遗产。在东西方文化比较的大背景下，她对敦煌艺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同时还认识了很多进步的中国留学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许多留学海外的爱国青年热血沸腾，纷纷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回到祖国去，对留美的中国学生来说，是很自豪、很迫切、也很必然的事情，大家见面互相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什么时候回去？”

随着一批批留美学生回国，常沙娜内心掀起巨大波澜，她想回去，可还没有完成学业，连回去的船票钱都没有。不回去，又不知道前途会是什么样子。朋友们纷纷帮她出主意，说新中国成立了，国家发生了很大变化，青年人应该回去为祖国做贡献，只有我们的祖国强大了，才不受外国人的欺负。这些激情澎湃的话，对常沙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她终于下定了回国的决心。为挣到路费，她每天晚上去陶瓷场打工，挣够三百多美金，用这笔钱买了一张回国的三等舱船票，1950年底提前两年回到了祖国。天辰

常沙娜继承了父亲的坚韧，曲折的人世经历，让她形成了在任何环境中都能适应的坚强性格，这也是她在河北农村那么艰苦的情况下，也能以乐观态度生活的根本原因。问起小壁村的姑娘媳妇们找她借鞋垫花样子的事，她已经不记得了。说到给谢文书家买鸡蛋孵两窝白洛克小鸡的事，她很动感情地说：“老乡们生活太苦了，看到他们每天的饭食与我们有那么大差距，心里很不舒服，真心想帮帮他们。”

谈到跟村里的姑娘媳妇们学做割绒鞋垫、绣花鞋垫，和大娘大嫂们学习剪纸，带领学生们到田野里写生画各种花卉的事，常沙娜像是又回到了那个年代。她说在河北农村两年多的时间，认识了好多过去不知道的东西，田野里那些不知名的野花野草，太美了！还有吃了几十年的土豆、花生，从没见过她们的花和叶，那种天然美是想象不出来的。

大自然赋予的纯真美，让常沙娜产生了创作灵感，她过去很少关注田野的花花草草，能爱上花卉写生，来自河北农村的魅力。回北京后，她利用闲暇时间，到中草药物园和植物园，画了一批品种各异的花卉和植物，这些不曾入画，不被人注意的花果能得到她的青睐，除认为她们有着不凡的装饰趣味和特征外，更主要的是对河北农村田埂沟畔花卉的一种思念。天辰

常沙娜说：“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北京的花卉已不限于季节和地域，一年四季都能见到各类花，但野外的自然气息减少了，多为带有浓郁色彩华丽昂贵的人工培植的花束，画面的花已不是乡村田埂边的野花了，那些大自然纯朴的花草已变得很罕见。正因为如此，看到在河北农村时画的那些作品，更加怀念过去的纯真年代，怀念依然浪漫绽放、散发清香，默默点缀着大地的芳草野花。”

听常沙娜满怀深情的回忆，我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如果带一束从河北田野采摘的带露珠的野花，她该是多么的欣喜啊！

我请她在留言薄上写句话，她提笔写下：“当年的小壁村——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与老乡、老工艺美院师生共同生活、学习、劳动，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人生回忆和感情。”

我没有核实香港回归的礼品《永远盛开的紫荆花》是否与河北农村的土豆花有关系，因为在采访过程中，我已找到了答案。

四十多年过去了，已到耄耋之年的常沙娜依然牵挂着村里的乡亲们，问他们现在生活过得好不好？

我告诉她，村里大多数人家都盖了新房，谢文书已是三代同堂，家里盖的新房宽敞又漂亮，比城里人的居住环境都好。但她们当年住过的老房子和沈龙涛画的四扇屏都还保留着。谢文书还特意让我捎句话，说他想再叫您一声“姑姑”。天辰

常沙娜眼圈红了，她说：“要不是上了岁数，真想再回去看看。你要是再见到文书，告诉他，姑姑祝他们全家幸福，也希望村里的乡亲们生活越来越好。”